编者按：谢冕、孟繁华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后，在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本报特约几位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专家对这套丛书进行了评介。下面就是几位专家的文章。
描述和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著作逐渐多起来了，但像谢冕先生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这样富有特色的系列丛书，还不多见。作为文学史研究的著作，这套丛书从自己独特的角度切入历史，无论在总体立意或撰写方法上，都极有开创性和新鲜感。丛书借鉴了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的写法，选择戊戌变法以来百年中国最有代表性的十一二年，每年各写一本，展现这些年及其前后一段时间的文学思潮、文学活动和重要作家作品。一般来说，这套丛书中的各册都可做到覆盖五六年，写得好的则成功地覆盖了整整一个时代。虽是编年体，却似一条绵长的虚线，跳跃而又相当清晰地勾画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轨迹，成功地呈现出各个不同阶段的面貌和特色，显得活泼亲切，完全没有通常文学史中那种陈陈相因的模式化的叙述。整套丛书时代气息极浓，文学方面的叙事与历史描述相结合，沉浸在史的氛围中，一些论断因而更见深刻。可以说，历史感的浓重，正是这套丛书的一大优点和特点。尤其可贵的是，这套丛书既有统一的设计和要求，又强调发挥每位作者的意兴和特长，因之每一本几乎都是各擅胜场的相当个性化的著作。有的以叙事的圆熟深情和笔墨的富有诗意引人沉醉，有的以选材的极有锋芒和论析的鞭辟入里撼人心魄，有的则以史料的充实丰富和概括的深刻准确令人折服。虽然整套丛书尚存在不够平衡之处，有的对作品文本的关注稍嫌淡薄，但从总体上看，《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确是一套不可多得的富有独创性的研究本世纪中国文学的好书，即使它不一定能代替文学史教材本身，却无疑已成为广大文学爱好者和专业研究者案头备用的重要参考书之一。
从提倡“重写文学史”以来，已有十个年头。当年提倡者最着力主张的意见是，摆脱教科书的思维模式，恢复个性化多元化的文学史研究。十年中，以研究者个人之力来整合百年中国文学史，还是差强人意的努力。但以谢冕先生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却以个人研究和解体架构结合的办法，突破了这一困境。可以说，这是近年来中国20世纪文学史研究和写作的一个重要收获。
这套书系的框架显然是受到了《万历十五年》的启发，它将一个年份、几个事件、几个人物的透视，折射出一个时代和文学的复杂关系。不能说全书架构所选择的十一个年份对文学史来说已经很全面了，比如对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和第三个十年的文学描述就存在明显的空白。但总体上说主编更关注的是文学史转折期的时代意义，而对文学创作及其文本意义相对疏远。因而，文学史的过程，被强调和实现了。
就我翻阅的关于1942年和1956年的两种而言，受到的启发也是很令人鼓舞的。我觉得作者的研究思路非常开阔，如写1942年文学史的那本《走向民间》，作者是从陈独秀之死写起，这不仅别开生面，也富有象征意义。新文化运动的开山和第一代旗手的悲壮命运，暗示了一个文学时代的终结，然后引出抗战文学中产生的新的文学时代，承启关系表述得很到位。写1956年文学史的《百花时代》，作者引证了丰富的史料，并从前苏联文学“解冻”和中国“双百”方针的关系谈起，描述了那一年知识分子早春时节的悲喜剧。凝聚着人文精神的沉重的研究心态和举重若轻的研究方法，结合得天衣无缝，这是我所读到的有关五十年代文学研究的最扎实最丰富的一本断代文学史。
《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不仅汇集了目前国内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支极富生气的强劲阵容，而且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编撰上首创了一种新的研究和著述方式——我将其称之为：散点修辞法。
以往文学史编撰喜欢预先设立一个统一或唯一的“焦点”，全部丰富而异质的文学现象都尽数向这个“焦点”发生、聚集或归并，成为它的具体显现形式，由此构成一个具有“有机整体”的文学史体系。而这套丛书的编著者们似乎对此深为不满，毅然独辟蹊径，转而以中国人特有的散点透视方式去观照文学史，发现了其中若干令人感动、富于深长意味的“散点”，认定这些“散点”并不简单地从属于一个唯一的“焦点”，而是自有其独特而丰富的意味。编著者们把这些“散点”不是“统合”而是“并置”起来，意味着不追求连“点”成“体”，建构黑格尔式“有机整体”，而是注重叩探“点”本身的文化语境意义，即由“点”在具体文化语境中的功能或意义而窥探文学的更大的文化和历史蕴涵。每个“点”恰如一部“本文”，它一方面依赖于周围文化语境（社会大本文），另一方面又影响后者，构成“互文性”关联。于是，在读者眼中，百年文学长河中奔涌着许多亮点，每个亮点既由周围浪花编织起来，自身通体透亮，同时又把光亮向四周辐射或播散，把周围浪花都点亮了，构成异彩纷呈的亮点群，这个亮点群又倏忽变幻，随波赋形，转眼游移、溶化或生成于另一亮点群之中。
为百年中国文学建构它的丰富而意味深长的散点修辞，是一次跨越世纪而指向未来的独特创造。
读洪子诚先生著
在读到洪子诚先生的《1956，百花时代》之前，我已得到了朱正先生的那本《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两本书不止有所述史实在时间上的衔接，它们可以看作关于同一事件的述说，只不过使用的材料及言说范围互有参差而已。“1956”、“1957年的夏季”，这些时间概念已具有了特殊含义。两个年头前后相续，标记了一个相对完整的过程。因此洪著题为“1956”，却仍不能不结穴于“1957年的夏季”。在一种浪漫的假设中，“1956”本可有另一种意味，比如有可能成为一个“开放时代”的开端，而“历史”却作了极其诡谲的安排，最终使“百花”成为讽刺，成为对知识分子式的天真的嘲弄。
洪子诚先生的著作将范围限定在“文艺界”，它所述说的，是文艺界由“争鸣”（1956）到反右（1957）的历史，“时间”于此也得到了强调。“时间”（在这里亦“时机”）在政治斗争中，从来具有极端的敏感性。“政治上的先见之明，往往不完全是得力于敏锐的观察力和周密的分析力，而是得力于准确的、及时的情报。”（黄秋耘语，见洪著第155页）在洪子诚先生的叙述中，“权力”对事件的直接操纵，是经由时间线索而被揭露的。正是时间，使隐蔽在散乱的言论材料背后的逻辑，被细致地清理出来。而求证于时间，也合于通常的史法。即使以我的年龄，书中所述史实已不陌生，但当它们依时间顺序更依史述者的理解，被组织在严密的线索中，被叙述者赋予或揭示一种意义，我仍一再被触动。当然，“事实”也并不就能在时间线索中自动呈现。洪著的精彩所在，正是对隐蔽于言论中的（不同思想、政治派别的）动机、愿望、意志的揭示。较之重现那场演出，研究那方舞台的构建，研究支配了演出、预定了这场戏剧的结局的政治权力及其运用，无疑更有意义。这也是洪子诚先生这部书令我们看到的。
这部书因其所汇集的大量的言论材料，令人听到了在这场由政治权力直接导演的戏剧中，处于不同位置、被派定了不同角色的知识分子的声音———那一短暂时期向着主流思想抗争的声音，在紧接其后的运动中的宣判声，申辩声，违心、半违心的自我诋毁声，其他尚有纷纷然的声讨、批判声。发生在这里的，已非“话语权”云云所宜于描述，这里并未发生“话语权”的“争夺”，而是宣判权以及对他人发言权的直截了当的剥夺。“大辩论”、“争鸣”云云却又非属纯然的虚构，只不过那些言论不是在同一时机、同一讲台上发表（时间于此也显示了其重要性），发言者所依据的条件及言论的后果全然不同罢了。时间差于此也至关重要，甚至得胜的一方调整其理论立场（包括对被宣判的一方理论观点的重提），也凭借了时机的不同。
近一时一再读到对知识分子的由节操方面的指控，辞情慷慨，态度峻厉。洪子诚先生的这部著作却不止提供了有关知识分子软弱性的例证，还让我们看到，尽管发生在1956年的“开放”转瞬即逝——“这段松弛的时间，前后不过一年多（其间还有过情况不明、令人捉摸不定的曲折）”（第93页）——知识分子仍不失时机地展示了其“历史主动性”、道德勇气与思想潜能。洪先生在《前言》中说：“虽说在过了许多年之后，现在的评述者已拥有了‘时间上’的优势，但我们不见得就一定有情感上的、品格上的、精神高度上的优势。”他的这本书所述史实可以为此作证。
由于专业背景，我不能不特别注意到“五四新文学”在那场“大辩论”中扮演的角色，其作为话题在那个特殊年头如何被言说。关于“五四新文学”是怎样作为话题参与这期间的政治、文化斗争，参与“文化权力”的重新分配，“‘当代文学’因此被‘规范’为一种高度政治化和组织化的文学”（该书第56页），洪著的分析极其精彩。你由这本书中得知，对“五四新文学”（尤其其“领导权”问题）的阐释，在一种历史语境中，如何成为了左翼文学内部对立派别的理论分野，并参与了当代文学“传统”的认定与规范的确立（参看该书第185—187页）。这里有五四新文学的“当代命运”的一部分。五四新文学在参与构造当代文学、新文学的当代历史时，其自身不能不一再被重构。“这是经由政治性的文学运动来确立‘主流’的‘选择’，同时也‘书写’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这一现代文学历史的‘文本’的确立，也确立了左翼文学的某一派别的理论、路线、权力的合法地位。”（第259页）这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历史的一页。这一页甚至迄今仍未翻过，“五四新文学”在不同的时机、场合被由不同的方面、依不同的动机、需求而“运用”，这一过程仍在继续。从1976年后的“拨乱反正”，到九十年代初的重估《学衡》，你从中读出的，仍不免是文学史的话题被“政治地”运用，五四新文学与现实政治的俨若宿命的纠缠。
较之同属这套“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的其他著作，或许由于矜慎，洪子诚先生的此书所用材料局于北京一地，对同在事件中的其他地区较少涉及，这不能不令人感到些微的遗憾。但你因此也可以相信，即使仅就文艺界而言，洪子诚先生虽提供了某些重要的历史线索与精彩分析，也仍远未“穷尽”其所述的那段历史。这套书的构想或许有得之于黄仁宇那本《万历十五年》的启示；由年代的选定（如选中了1921而非1917或1919），可知所持非严格的“文学史”标准。你因而有理由期待其提供更具有历史生活的丰富性的描述，比如期待对其时社会心理氛围、事件的心理层面的更细致的展示，展示更丰富的世相、人生相，以至其时社会生活的更物质的层面、更“日常性”的方面。你相信对同一事件还可能有别种叙述。“历史生活”有可能以我们所不熟识的面目呈现出来。洪子诚先生对其历史叙述保有了可贵的反思态度。他在《后记》中说到，“在写作的过程中，时或也会在眼前浮现一些图景，掠过一些情绪，只不过常被他所‘压制’：他认为这只会破坏了思考和分析。他当时还不明白，‘思考’、‘分析’，有时是多么脆弱和没有必要，待意识到这点，却为时已晚。”
我得承认，这本书的《前言》与《后记》（它们是一篇文章的前后两部分）使我深受感动。像是很久没有读到这样具有反思深度的文字了。在“正文”之外，著者于此讲述了一个人与“历史”，一个人的“历史”。虽然洪先生遗憾于在写作此书时，因迁就宏大叙事的文体要求而删略了个人化的情绪、感触，我们仍不妨在《前言》、《后记》所提供的个人背景上读他的这部书。洪先生是我的老师，尽管我不曾直接受教于他。不久前读到孔庆东的一篇诗评，其中这样提到洪先生：“洪老师给我的印象是绝对严肃而高洁，对一切世俗气息保持距离和警惕……”我想，洪先生如此为他的学生所尊敬，也应因见之于《前言》、《后记》的那种真诚的吧。在随处可见“姿态”，舞台意识、表演性的时候，这种真诚已是多么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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